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厨房水池边搓洗沾满油渍的围裙，水龙头开得细小，怕惊动隔壁还在睡觉的丈夫。昨天接了个急单，给小区里新搬来的小夫妻做搬家宴，十二道菜从中午忙到晚上，最后那盘糖醋排骨端上桌时，手抖得差点打翻盘子。 “陈姐，这鱼怎么没鳞啊？”女主人举着筷子，眼睛盯着盘子里金黄酥脆的鲫鱼。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笑着解释：“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，先炸后炖，鳞片炸得酥脆，连骨头都能嚼碎。”她将信将疑地夹了一块放进嘴里，突然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！比去鳞的还香！” 送走客人后，我瘫在厨房的折叠椅上数钱。四百块，比在餐馆打工多赚一百，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丈夫总说我傻，放着轻松的收银员不干，非要折腾什么私厨。可他不懂，在餐馆后厨，我永远是那个站在灶台最外侧的帮工，连颠勺的资格都没有。 上个月，我在菜市场碰到以前的老同事王姐。她穿着时髦的连衣裙，手里拎着装满进口水果的塑料袋，看见我就喊：“小陈！还在给人做饭啊？”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沾着面粉的围裙，点点头。她叹了口气：“你说你，当年在餐馆学得那么好，要是留在城里，现在说不定都当上主厨了。” 我笑了笑没接话。她哪里知道，当年我因为怀孕被餐馆辞退，抱着行李箱蹲在路边哭时，是现在的丈夫骑着三轮车把我接回了这个老小区。我们用攒了三年的钱买了这套六十平的老房子，厨房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转身，但墙上贴着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瓷砖，橱柜是他亲手钉的，连抽油烟机都是他拆了旧电视改的。 昨天收拾厨房时，我发现灶台边的墙上有一块油渍怎么也擦不掉。那是去年除夕，我一边炒菜一边接女儿的电话，手一抖，酱油瓶砸在了墙上。丈夫默默拿来白漆，把整面墙都刷白了，只留下那块淡淡的痕迹。“留着吧，”他说，“等女儿出嫁了，我们还能指着这块疤跟她说，你妈当年有多忙。” 今天没有订单，我早早去了菜市场。卖鱼的刘叔见我来了，从水箱里捞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：“小陈，这鱼新鲜，给你留着。”我接过鱼，看见他手背上贴着创可贴，问：“又切到手了？”他不好意思地笑：“早上给媳妇做早饭，慌神了。” 回到家，丈夫正在阳台上修那台老式电风扇。他穿着我给他织的灰色毛衣，袖口磨得起了毛球。听见我开门，他探出头：“今天买鱼了？我炖个鱼汤，你补补。”我放下菜，走过去帮他扶住风扇底座。他手上的机油沾在我手背上，凉凉的，像小时候偷吃的薄荷糖。 “老张，”我突然说，“下个月女儿生日，我们带她去迪士尼吧。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你舍得？”我白了他一眼：“再舍不得，孩子也大了。”他没说话，低头继续拧螺丝，但肩膀明显松了下来。 厨房的窗户开着，春风裹挟着楼下玉兰花的香气飘进来。我哼着女儿小时候常唱的儿歌，开始处理那条鱼。鱼鳞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，像极了女儿五岁时戴的玻璃项链。